一位二十年来失去音讯的朋友，从国外回来，心血来潮，拐到鼓浪屿探我。事先没有联系，沿着老路，居然毫无阻碍摸进我家。“太不可思议了！”他感叹万分。“我在美国搬过一二十次家了，你还是这个老地址。”我趁机辩白：“是啊，这就是我没法给你写信的道理。”
坚守一个老地址，有个好处。邮递员不论换了多少新面孔，我的信件都不会遗失。在邮政规则要求日益规范的今天，那些没有邮编的，写错地址和名字（比如苏亭）的来函，德文或捷克文的贺卡，磨破渗漏的包裹，寻寻觅觅，终究可以收到。不过，我要是偷懒，邮编不对或邮资不足或信封不规范，即使不署上寄出的地址姓名，肯定要被原样退回，从无漏网。
前些年，读者来信特别多，刊物也慷慨寄赠，每天一大捆，邮递员常常开玩笑要求加班费。鼓浪屿全岛步行街，邮递员们负重如牛。近年来，来信减少，电话增多，人人口沫四溅。刊物都在节衣缩食，除宣传部和关系户之外，给作家的赠刊便见碟下菜，约稿时发稿后赏两本，神龙不见首尾。发大潮似的寄来的是地方报纸和综合性刊物：晚报、消息报、导报和市场报；《妇女私房话》、《青年哈哈哈》、《家常小零碎》等精美或廉价的刊物。眼下中学生读物行情看涨，约稿也钱大气粗。纯文学刊物竭力维持大老婆地位，面带饥色，衣裳又不够光鲜，如何笼络见异思迁的读者们（很抱歉，他们有这个正当权利）和作家们？作家也知道要这个正当权利，但并非人人要得起，总会有不食周粟者，情愿吊死在这棵树上。
如期而至的刊物有一本是《十月》，算是老面孔了。虽然不如《收获》那么德高望重，但雅俗共赏，小说端的十分好看。尤其常常见到老朋友在那里登台，可以捉他们的破绽，关起门来乐几天，既消暑又祛寒。
手边还有一本《大家》，名字起得像姜太公掌中那根钓竿，有志之士如过江之鲫，口不咬钩死不休。已集结六十年代先锋，又召七十年代出生人氏为敢死队，眼看八十年代预备军团旌旗在望。文坛略有风吹草动，该刊便击鼓传花，撒豆成兵，战事频频，无风也起三尺浪。且热闹且犯规，果然振聋发聩，常常推陈出新。跨文体操练得过火时，不免画符跳神之嫌。
另有贵州《山花》，当家的是何锐，真是锐气逼人。呼啸潮头，招“降”纳“叛”，该刊因此“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尺平”。从罂粟花的祖国腹地，隆重推出奇珍“三叶草”，滋阴补肾，清肝明目。然，中气不足者慎用。
其他各种诗歌刊物暂且搁起，容日后对诗兄诗妹痛说家事。至于《人民文学》，寻常的“流言蜚语”不算，以向中国作协打正式报告为光明正大。
今年初，老《作家》居然易容来拜年，简直酷毙了。封面舍去拼音，起用英语单词，是不是就叫“与国际接轨”？所有的菜单明码标价在封面上，一目了然。有“金短篇”的摊位，有“非母语”的母语，有唱“白领折子”的，有演“压轴戏”的。还有，还有的当然是那些颐养刊物的广告。开门大吉的扉页不是领导题词或名家卷首，居然被“老凤祥首饰”抢占滩头，不知收费有多高？上海面粉的包装设计挺精美，像袋装雀巢咖啡，体现了上海人吃起拇指大的馒头，锱铢必较鸟雀一样的食量。
《作家》上文攻武打的各路好汉领罢稿酬，大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施施然过岗去了，而编辑则留在扬不了名的山坳给英雄们筛酒。我以为整本杂志如此张灯结彩，该刊的美术编辑功不可没。敷衍了事的题头尾花这些劳什子统统抛弃，换了速写、白描、相片、拼贴和“染色”，不但要花大力气读懂内文，而且需要相应的审美尺度与宽泛的资料。其中给予诗人的空间最为奢侈，不像其他刊物，只把诗歌当添头，填边夹角而已。猜想美编如果没有写过诗，可能就是具有绅士风度的男性，给女作家打扮起来尤其到位。比如“漂亮女人办杂志”，比如“翟永明专辑”。翟永明的随笔、诗歌和白夜咖啡屋的调子相得益彰，接近舞台效果。
《作家》的杂拌儿风格不是走，而是蹦跳在时尚潮流的前头，肯定有人欢喜有人忧。要不要适度地限定艺术中的修辞，防止过分泛化？要不要在定位上有所区分，像《日本有个“追忆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会”》，怎能与“多伦多国际作家节”相提并论？若因为东北人办东北刊物的缘故，不妨再开一家《百年老参》或《东北虎》之类连锁店，
打擦边球是需高超技术，往往掌声如潮。球要出界了，还接着打么？
因为想要在鸡蛋里挑骨头，读得越仔细，鼻尖在精美的纸张上蹭得白花花脱了一层皮，可以演京剧。我本已高度近视一千六百，咳，字迹如蚁，害我更加老眼昏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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